北洋时期寿险崭露头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束了清政府近三百年的统治，消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性障碍。1914年—1918年，一战战火烧遍欧洲，欧洲国家忙着处理自家“后院”之事，无暇分身远东，让长期在欧美势力压制下的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唤醒了广大国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以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保险业也趁着大好形势加速了自身的发展，1912年—1925年陆续设立了39家民族保险公司，其中寿险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资寿险公司委托洋行在上海代理寿险业务，最初只限于旅华外侨，业务量非常小。不过敞开了大门的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华外侨人数快速增长，洋商开始直接在华设立人寿公司或分支机构。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生活相对宽裕的人是寿险主要的业务对象。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愿意购买寿险，于是民族人寿公司大量涌现。但是寿险与水火险不同，它对费率的计算、业务的管理等等，要求更为精细。不少不懂寿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管理的民族寿险公司，开办没几年就关张了。

1912年吕岳泉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组织纯粹华人资本，联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绅，成立了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吕岳泉曾在洋商保险公司服务多年，他虽然对寿险业务不是很熟悉，但他长袖善舞，深谙与权贵交往之道，非常重视引政界显贵、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进入董事会，这也成为华安在发展中刻意追求的传统。也正是通过拉拢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他们甚至上书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1916年化安还约请到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当然华安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权势网络”，它还聘请了洋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时局、顺应时势。

五卅惨案后，华安发起“经济救国保寿”，深望举国人士，共同扶植该险种，使国民既尽爱国之义务，亦可获得对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纪30年代初，华安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可与洋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寿险公司。但随着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寿险业务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安的业务一落千丈，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

民族保险业高潮迭起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当时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金融资本大量投入保险业。1926年12月东莱银行开设了第一家由银行投资的保险公司——安平水火保险公司。1929年，金城银行创办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任董事长，丁雪农任经理。(丁雪农的岳父吴蔚如是东莱银行总经理，他任职太平，为后来太平接办安平保险创造了条件。)金城兴办太平后，不仅能从保险业务中获得收益，还可“肥水不流外人田”，由太平承揽自己的放款、押汇等金融往来，以及金城下属的众多企业的保险业务。

1933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四家银行注资太平，太平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公司。从1933年到1936年，太平先后合并了安平保险、丰盛保险、中国天一保险。太平组织总管理处，以太平为母公司，这三家保险公司仍保留原来的牌号，以各自的名义招揽生意，继续对外营业。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家公司的管理班子就可以经营四个公司的业务。万一某一公司亏损，也可以只就该公司原登记的有限股本清偿，不致影响全局。

1929年到1934年，为了联合力量，扩大承保能力，上海成立了多个联合经营的保险组织，有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中国船舶保险联合会等。1936年华商联合保险公司成员通易公司倒闭，联合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处境困难。太平为扶助同业，出资收购了通易在联合的股份，周作民出任联合的董事长，主持其事务。这样，太平在遇到自己无力承做的大额保单时，就可以通过联合的其他九家公司分保，形成了以太平为首的“保险团”。太平在诸多民营银行创办的保险公司中是最成功的。

拥有雄厚实力的官僚金融资本，参与到保险事业中，是这一时期民族保险业掀起发展高潮的一个关键元素。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成立初期的国民政府也曾励精图治，“查上海保险业务大都操诸洋商，每年被吸收之保费……外溢之数实足惊人。”1931年，中国银行有鉴于此在上海设立了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经营业务，与其他保险机构都不一样，他们的全部业务都由中国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代理，只需支付少许代理佣金，就牢牢掌握了与中国银行相关的保险业务。根据国民政府保险法规，1937年中国保险公司分离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两家公司内部实质上仍为一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撤，中国保险总公司部分机构随政府内迁，其余仍留在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总公司仓促之间来不及撤退，结果被日军监控起来。其间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董事三番四次要求与其合营，总公司负责人虚应道：既然要合营，公司内部就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他们以这个借口拖延时间，最终保持了白璧无瑕。

除了中国保险公司，官方银行投资的保险机构还有，1935年中央银行拨款设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交通部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

1926年到1936年期间，雄厚的金融资本投入到民族保险业中，提升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同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拓展了业务，民族保险业前所未有地繁荣。

远东保险王

在民族保险业蓬勃发展之时，洋商仍在继续吞噬着中国保险市场的份额。一战前英商凭借在华特权、雄厚的资金、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再保险实力的优势，率先占据中国市场。但一战后，美商保险乘英国休养战争创伤之际，逐渐渗入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商保险已能与英商平分秋色，其中尤以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发展最为迅猛。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史带，1919年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在美丰银行老板鼎力相助之下，成立美亚保险公司。史带的脚跟尚未在他的新办公室踩实，1920年美亚承保的上海一些堆栈就发生火灾，损失惨重。美亚还没赚到多少保费，就要赔出一大笔，许多灾户都谣传，美亚要赖账了。但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史带甚至不惜负债，迅速处理了赔款事宜。美亚公司“被灾户深为满意，从此获得社会人士的信任，业务日有起色”。小小的美亚很快就从众多保险公司中脱颖而出。1921年后，史带在上海陆续创建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友邦水火保险公司，甚至利用保险资金开设了友邦银行。美亚还与英商、法商、华商合办保险公司，同时还代理了26家保险行的业务。在业务最发达的时候，史带旗下的公司占中国保险总收入的30%以上。史带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被人们称作“远东保险王”。他的发迹史也成为旧上海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1939年由于中国局势不稳，美亚总公司由上海迁至纽约。在经历了中国抗战、解放战争之后，1951年美亚停业，撤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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