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刚进入中国时，曾有个非常诗意的名称——“燕梳”(insurance的音译)。如此轻巧的一个名字，却背负着中国保险两百年的历史。

未开发的“处女地带”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出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洋商在广州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其中尤以鸦片运输为多。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降低风险，于是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纪的现代保险业进入了中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保险的业务量不是非常多，外商保险公司更多是通过洋行代理其在华业务。洋行代理保险业务，是稳赚不赔，不仅可以从保费超过赔款的余额中，取得按股份分配的红利，而且每做成一笔保险生意都能收取佣金。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十口”。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敞开国门的中国，很快就成为欧美国家远东贸易的中心。中国各个新开港口之间的短程货运逐渐频繁，但是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战乱的危险也在增加，保险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开发的保险市场。英国《泰晤士报》曾为此大肆鼓吹：“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入中国，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能够保险吗?'中国托运商很快就提出这个迫切的询问了。因此，为1/3人口国家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也摆在这些新来的的冒险家的面前了。”兼营大量业务的洋行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洋行便筹措资金投资设立独立经营的保险公司。

1835年宝顺洋行设立了于人洋面保安行，1836年怡和洋行设立了谏当保险公司，洋行既是投资者又是代理人。英商保险最早进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垄断了中国保险市场。但如此广阔的市场，其他国家的洋行怎肯让英国人独享。19世纪60年代，美商、德商、日商洋行不仅开始代理本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而且和英商一样开始直接设立保险机构。

傍落利权，无能介意

虽然19世纪初，保险就进入中国，但是对保险思想的引入却在鸦片战争之后。

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撰写了《海国图志》，望国人能师夷长技攻夷、制夷。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其中谈到了“船担保”(即水险)、“宅担保”(即火险)及“命担保”(即寿险)三大“担保会”(即保险公司)及其运作。《海国图志》启蒙了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还不足以产生中国自己的保险业，因此并没有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之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对保险思想多有论述。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但是只此一家民族保险机构，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19世纪中叶，洋商迅速、安全、收费低廉的轮船进入中国的航运业后，很快将中国传统的沙帆船挤了出去。为了中国的航运业不致为外商所操纵，同时解决清政府供给的漕运问题，1872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的多方努力下，清政府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抢走了洋商许多华商客户，洋商非常不满。当招商局向洋行托保轮船时，他们借机报复，向招商局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保费。李鸿章意识到，欲求富国自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于是李鸿章委托有多年买办经验的唐廷枢、徐润筹办保险招商局，并于1875年11月开始公开招股。华商们多半都受过洋商保险公司的欺压，对于华商保险自是十分支持，很快“投股逾额”。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

保险招商局承保能力非常有限。当时每艘船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但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价值1万两和货物3万两，溢额须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而洋商公司只限保六成，剩余风险仍需由保险招商局自己承担，且“转保于洋商，傍落利权，能无介意?”于是，1876年7月，唐廷枢、徐润等人公开招股，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

1877年初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经营不善，轮船招商局并购了旗昌的轮船和码头栈房，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是仁和是水险公司，每年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仍须向洋商投保，保费大量外流。为维护利权，1878年4月在原保险招商局基础上，又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后来，唐廷枢推举张慎之为“江孚轮”船长。这是华人首次担任船长，之前这个职务一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洋商不满于此，拒绝接受货物运输保险。于是，济和船栈保险局增资至50万两，扩大经营范围，更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之后的几年，仁和与济和的业务扩展到海外，获利丰厚。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外商保险公司刁难华商的行为也大为减少。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引起了上海金融风潮，轮船招商局了陷入了非常拮据的处境，仁和、济和也深受影响。为重振雄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股款都存于轮船招商局。然而，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局。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最终于1934年10月停业。

争长短、挽利权

保险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独霸的保险市场上，为其后的民族保险发展，打开了局面，民族保险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保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众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视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他们在佣金、折让、费率、险种、拒保、分保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势力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华商保险前面。恰在此时，香港华商同益水火保险上海分公司失败停业，洋商以之为口实，恶意对华商信誉进行诋毁，拒绝与华商进行分保和业务交换。洋商还采用跌价和放佣的不正当手段，排挤华商，使华商保险举步维艰。

1905年5月，由于美国排斥在美华工，引起国人激愤。上海商会会长、福建巨商曾铸组织全国各商会协力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个城镇。国人抵制美货的同时，为不受洋商欺压，也在积极筹办民族保险。曾铸说：“目睹洋商挟资本来华从事种种经济上之侵略，深知国人非急起直追，自营银行、轮船、保险等事业，已不足与之争长短，而挽利权。”遂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筹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

民族保险公司毕竟资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与洋商“争长短、挽利权”，确实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同仁力量，才能与洋商一争长短。1907年，朱葆三(华兴、华成、华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社团组织。随着民族保险的发展，以及公会影响的扩大，华商火险公会多次改组，1931年更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创立的各类华商保险公司，总计有45家之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族保险业终于在洋商称霸的保险市场争得了10%的份额，数额虽小，但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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